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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释四世祖丛儒之人生--丛宝德

时间:2016-09-07 08:47来源:Admin5 作者:秩名 点击:
1.前言;2.儒公的成长经历;3.儒公的创业历程;4. 儒公的婚姻家庭; 5. 儒公的善行义举(人格魅力);6. 儒公对家族的奉献; 7儒公的晚年生涯;8后语
 (一)前言
       明末清初,世芳先祖离别文登故里迁徙来到呼家疃落脚安家,成为我大呼家村丛氏家族的始迁祖(第一世)。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三百多年中,我丛氏家族繁衍发展延续有“世、之、起、-、尚、得、廷、忠、善、维、宝、大”共十二世。在这十二世人中,有一个家族成员在他生活的年代做出了极不平凡的业绩,书写了辉煌的人生,他值得我们家族后人引以骄傲和敬仰!他就是我的四世祖丛儒!
       在先辈们艰苦创业历程中,儒公是家族中发家致富最卓有成效的典范。他忠谨起家,拼搏大半生,足迹遍及当时的登州府内境地,积累起了大量财富,拥有三四千亩土地和多处买卖商铺,成为方圆百里地闻名遐迩的富翁;他仁诚处世,成为登州府境内的贤达名人;他积德行善,扶贫济弱,热心于奉献社会,参与捐助赈灾,因而获有“敕封武略骑尉”的身份;他勤奋进取,凭着自身的虔诚修学而跻身为‘监生’‘国学’儒雅文士…。然而,他人生不凡却名未见经传,我们作为他的后人却见不到有介绍他事迹经历的成文资料;他当具盛名却难以传世流芳。这实在令人遗憾啊!
       作为儒公的后人,我有幸在小时候懵懵懂懂地听到过长辈们流传下来一些支离破碎的传说,也有幸在解放后还能看到了表征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在距村二三里地处,有墓碑高大、松柏古老苍翠、远近闻名遐迩的丛家西老茔;村中心十字路口的地方称为“大桥”,尽管桥的实体在1950年前后就消失了,但是“大桥”这个地域名称世代传承了二百多年,至今仍然叫得响亮;这里曾有棵葳蕤经世的大槐树;曾有座古朴肃穆的丛家祠堂院落;也有几幢大门洞长台阶、飞檐高脊、风格独异的房屋和深宅大院;还有,解放后仍然还能看到的残缺不全、已经围不住村子的“围墙”或者称“围子墙”,以及由“围墙”引出的“东门口”“西门口”“南门里”“北门外”、“西围子沟”等等地域名称,这一切都在脑海里记忆犹新……;追索这一切,都与儒公密切相关。另外,我有幸在上大学和毕业工作以后,有机会多次拜访过青岛的丛维绶叔叔、天津的张殿铅叔叔、上海的呼建明姑姑以及本村的丛宝璠大哥等人,在与他们的攀谈中又丰富了对诸多事物的了解和认识。更值得一提的是,退休以后,有幸得到了儒公修立的《祖谱》复印件,《祖谱》能躲过文革时期的“扫四旧”之劫难而保存下来实在是万幸啊!尽管这本《祖谱》只是简单的手抄写本,但是,在它字里行间中却隐含着很多难得的宝贵信息,它是儒公留给我们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如今,我作为家族的第十一世人,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想通过对飘零于尘世之中那些传说飞絮的追寻,通过对那些渐渐消失殆尽的历史古迹的记忆发掘,通过对《祖谱》字里行间所隐含信息的搜索比对,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复原历史事件的真相,从而对四世祖丛儒的人生做一浅释。这样做也算是对先祖的追思和纪念吧!

(二)儒公的成长经历
      我的四世祖丛儒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明末清初,一世祖丛世芳来到呼家疃白手起家到这个时候,丛氏家族经过八十来年的奋斗打拼,已经逐步走出了贫困囧地,开始迈向复兴之路。可以说,儒公从小基本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和父母亲人们的亲情关爱中成长的。儒公上面有一个比自己大十来岁的哥哥丛霦,还有三个姐姐,父母整天没白没夜地耕作忙碌,因此更多时间他是跟着奶奶在一起的。仁慈善良的奶奶对他疼爱有加,也对他起着至关重要的启蒙影响。从他咿咿呀呀学语的时候起,奶奶就经常把家族的一些往事一遍又一遍地当故事讲给他听,他也听得如痴如渴、神往入迷。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与父兄长辈们的接触言谈中,奶奶讲的那些家族故事不断得到印证和加深,让他念念不忘、铭记在心。
       他知道了:丛家的老家是在文登县靠近海边一个叫“城子疃”的地方。当年太爷爷(曾祖父)和太奶奶担挑一双儿女来到呼家疃时,在呼姓人家的宽厚包容接济下,在村北头的大道边上搭起茅草屋落脚定居下来。当时搭茅草屋的位置就是现在自家翻盖起新房这个地场。当年太奶奶的在门前道旁边亲手栽种这棵家槐树经过了八十多年风雨,如今已经长得高大粗壮、枝繁叶茂,它成为丛家起家创业的历史见证。听奶奶讲故事,他也会发问,他不知道当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太爷爷丛世芳伤心地离开了那故乡的热土地,在他那稚嫩心里渐渐萌生起对“老家”那个地方充满了迷茫和好奇,他憧憬着自己长大以后要再去拜谒那个神秘的地方。
       他也记住了:爷爷丛之有是顺治六年出生的,是丛氏家族在呼家疃出生的第一个人。爷爷比奶奶大四岁;奶奶姓呼,是本村人。奶奶当年看上爷爷忠厚、朴实、能干,就嫁给了爷爷。爷爷奶奶相濡以沫几十年,都受了不少苦……。原先丛家人过的日子可比如今要苦多了,就在四十多年前还是极其贫困的,那时候四个大伯丛起富,丛起高、丛起贵、丛起福还都年幼小、父亲丛起禄还没出生。太爷爷年老去世时,正是高粱抽穗的季节,因为家里没有钱买棺材、也没有自家坟地葬身,处于无奈的爷爷丛之有与大爷爷丛之坤兄弟俩商量决定,让人到田野高粱地里去找黑无米杆子(长了黑孢子菌而不长穗的高粱秆子)砍回来,用这青高粱秸杆连夜串成箔,把老人卷起来抬到了丘山的北坡,浦鲁张家村南的一片山脚沟旮旯里埋葬了。那里是任何姓氏人都可以埋葬的一块公共坟地——俗称“乱葬岗”。如今,第二世人,也就是祖辈人也只有奶奶一个人在世了,爷爷丛之有是在丛儒出生刚刚6个月时去世的,在儒公脑海里并没有对爷爷的记忆。但是,先辈们所经历的苦难却铭刻在了他童年幼小的心灵中,让他难以忘怀;先辈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家风对他也影响至深,这也成为他励志图强的力量源泉。
       随着家族第三世人“起”字辈的五兄弟逐渐长大、成家,并成为家族的中坚主力以后,家境面貌逐渐有了改观,陆陆续续盖起了新房子、添置了土地。如果说父辈人是为脱贫而奋斗的一代,那么第四世人则是为发家致富各显神通而创业的一代人。在同辈16个族兄弟中丛儒排行第13位,排行老大的丛雲大哥比他大24岁,老幺丛明小弟则比他小6岁,他属于年岁较小的。在成长过程中,看着陆续长大族兄们一个又一个加入到为发家致富而奋力拼搏的群体中,族兄们为创业忙碌的身影让童年时代的儒公耳浴目染。他期待着自己也能尽早地加入到这个群体中一展风采。他开始自觉挣着去田间、场院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来励志磨练自己。
       大概在丛儒长到十来岁的时候,三个姐姐相继都出嫁了,尤其是年仅22岁的哥哥丛霦和嫂子程氏在一起意外中双双去逝,这突如其来的不幸让一家人悲痛万分,79岁的奶奶呼氏受此打击而一病不起,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善良的母亲姜氏因为自从有了小儿子丛儒以后就一直再没生育,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她感到夫妻俩身边就只剩下小儿子一根独苗,太孤单了。面对家里发生的变故,在她极力撺掇劝说下,丈夫丛起禄后来就再娶了年青的继妻曲氏(曲氏比丈夫小28岁,只比丛儒大5岁)。后来曲氏又生了两个女儿(即儒公的两个同父异母妹妹),这是后话了。
       逐渐长大的丛儒深深感受到父母对自己寄托的期望越来越强烈。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一定要做一个对父母、对家庭和整个家族有所担当的男子汉!让父母晚年过上舒心的好日子,让家庭和丛氏家族更富裕起来。于是,他开始思索,开始运筹帷幄自己未来的创业途径,把“发家致富,积德行善”定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目标。他像羽毛日趋丰满的雏鹰跃跃欲试,蓄势待发。

(三)儒公的创业历程
       丛氏家族第四世人逐渐长大成家以后,陆续投入了发家致富的群体中尽显各自的本领。有的开始趁农闲季节经商做买卖;有的学练各种技艺,组建各种班子,开展对外有偿服务;有的开始家庭养殖;有的试种经经济作物。例如,丛起贵的长子丛霖,在村西北面山岗地带开垦荒地大量种植棉花,并开展家庭纺线织布。为了出行方便,丛霖与其弟兄们干脆到腰里王地爿上建房安家了……。总之,家族的第四世人基本上不再厮守往常那种靠‘种地打粮’单一的耕种模式,他们为发家致富开始走多种经营的路子。有些经营项目还得以世代相传。例如:腰里王家族人所组建的瓦杖班子,为婚丧嫁娶、殡葬礼仪活动服务的吹拉弹唱乐队班子经历了二百多年,传承了六七代人,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附近十里八乡还是相当有名的。
       在这个时期,也有家族的几个四世人“赴北”的。所谓“赴北”就是乘船过海到东北去谋生。清廷刚入关把东北的广袤大地看成是的“龙兴之地”,采取栽篱笆,设关卡,发布禁令等办法禁止关内汉人进入。从乾隆年间这一禁令开始松动(注:后来,到咸丰十年(1860年)才正式开襟),于是一些抱着发财梦的胶东人捷足先登。我家族中几个“赴北”的四世人,有的去了又回来了;有的就再没回来,在《祖谱》上标的是“赴北未还”。
       丛儒是绝对不会“赴北”的,他要在父母身边尽孝,在家乡拼搏创业。他在16个族兄弟中排行第13,是年龄偏小的一位,在步入成年之前,他就经常去荘稼地里挥汗如雨,那是为了体验与思考;他也常迈开双腿外出调研考察。他也有意识地观察族兄们的创业行动,留意着他们的经验和教训,琢磨着自己创业思路。他坚信一个道理:要事业成功,必须善始善终、坚韧不拔,必须善行其事、以诚待人。
       丛儒公可能在十五六岁与罗氏结婚成家之后,就怀着十足的信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创业历程,胸有成竹地开始为实施自己的抱负而奔忙,将自己的盘算计划逐一付诸于行动。
 
   ◆他最先采取的举措是在土地上做文章。他选择临近村子的自家一块二亩多的平坦土地做菜园地,在园地里打水井,架设辘轳架子、砌造流水沟槽……,以解决种菜浇水的需要。先通过开菜园,种植蔬菜来走出创业致富的第一步。他探索各种蔬菜生长规律,根据各种蔬菜成长特性与收获季节、市场价格和周边集市需求等情况来规划种植,既做到逢集有菜卖,又不至于因品种单一集中上市而造成挤压和亏损……。由于想的周全、精心筹划和不负辛苦,很快收到了成效,在短短的一两年内不但收回了投资,还有了扩大再投资的能力。
       第二项措施是栽种果树发展果园。他因地制宜,利用村东盐碱地开发果园。然后又雇请人工在“西北山”、“瞎目眼”一带开垦出一些山岗地、沟坡地、和边角地;采取深掘翻土、砌墙护坡、修造梯田等办法扩大果树种植面积。他根据各种果耐受旱涝特性、寿命长短、结果早晚、果实保存和储运难易等情况来规划果树品种,进行间隔栽种,探索栽培管理技术……。
       由于儒公早就有周密的谋划,加上精心的经营管理,开发菜园与果园的举措经过了几年就很快见到了成效。这也启发带动了村里人家纷纷仿效,呼家疃家家户户根据自家条件开始种菜园、种果树开辟致富之路成为风潮。儒公也热心地给乡亲们以指导和帮助。 事实上,在解放后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本村还能看到的那些树龄在一百七八十年,有的多达二百来年的梨树园,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相继开发种植的。
   ◆儒公创业举措不断扩展,他因地制宜,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村里先后开设了粉坊、油坊和豆腐坊。这些作坊既搞代加工,也根据市场行情开发买卖市场,开展多项经营,拓展经商致富之路。例如,在开粉坊的过程中,利用春秋冬三季天气干燥、村周围场院和田地里空旷便于支架晒粉条的天然有利条件,大量加工晒制粉条。并将粉房剩下的余渣、浆水等副产品充分综合利用,或做牲畜禽类饲料,或者沤制肥料…。他把加工的成品食油、豆饼、豆腐干、粉条等作坊产品和粮食、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拉到周边集市上去卖,同时也运到蓬莱城里去卖。为此,他在蓬莱城里开设了粮油土产杂货店铺;还根据社会需求情况,为急于用钱的人们以家藏物品解燃眉之急,还在城里开设了一座当铺。据说,这幢当铺当时在登州府境内是规模最大的,当铺掌柜一职就是儒公聘请的一位族兄担任的。随着人脉渠道的扩展,又在城里开设了商贸货栈,以方便于将本地的产品运出去,将外地的棉花之类货物购运进来出卖。
       在那个时代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联系手段,也没有平坦的道路,只有坑洼不平的砂石土路和崎岖的山间小道;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没有汽车,凡是带胶皮轱辘的任何车辆都没有。货物运输,都得靠人背肩扛、担挑车拉。所谓“车”,仅仅是两个木头轮子直接插装在粗木轴上,拉起来又笨又重、“咯噔~咯噔~”作响的老牛车。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用说担挑肩扛地运输货物,就是轻身外出联系、办理经商事宜,不管路程远近都得依靠双脚步行。例如,从家到蓬莱城六十里地,一天往返一个来回。风餐露宿,披星戴月,酷暑严寒,也都是平常事。多年来,儒公的足迹遍布蓬莱境内各个乡镇集市,也遍及登州府所治的黄县、栖霞、莱阳、福山、乳山等多个辖县境地……。因此,在那个时代穿的鞋袜是最破费的,小脚家庭妇女们经常通宵达旦为男人做鞋补袜子是常事,这也是她们一项挺繁重的任务。儒公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以积累的丰富管理经验和精心的规划,以真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仰慕和敬佩,赢得了所雇聘的掌柜、伙计等员工们的忠诚和信赖,也赢得了客户们的赞许和信誉。从而,在短时间内就开辟了多项发家生财之路,使得买卖生意越来越红火;以也赢得了钱财滚滚而来。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就积攒相当富裕的家业,在登州府境内开始成为出了名的富翁大户。
    ◆在那个年代,土地像房屋一样,是农民安身立命的主要家产之一。那时,土地也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儒公又用他用不断扩大经商赚来的钱陆续买了不少土地。最盛时期,家有土地三四千亩。因为本村家家户户普遍都比较富裕了,买地的人家多,要卖地的人家很少。因此,儒公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是在三五十里地范围地域买的。根据传说,其中较大片的有:在登州府城到刘家沟之间地带以南,以“吴沟”冠头的 十来个村子地带买了六百来亩土地;在刘家沟东南方向,以“接夼”冠头的十来个村子买了几百亩土地;有在蓬莱与栖霞交界一带的瓮留张家、瓮留范家,到藏家庄等地总共买的三四百多亩土地。在北面以“富阳”冠头的汤家、张家、蔡家和耿家一带有二三百亩。数量在一百来亩的小片地域,在南面山上宋家、丘山店、兴村(现在的夏侯村)一带有一百多亩;在大杨家、槐树庄一带有一百多亩。在比较近处的有:小迟家以西到许家沟一带有一百来亩; 在东黄家、落地村一带有一百多亩。以上都是根据传说粗略回忆的情况,不是很准确。这些土地都是返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因为租价相对比较低廉,当地农民也都争相租种。至于负责土地出租和收取租粮等事宜,一概都是聘任当地的人或者熟人朋友代为管理。到了夏秋交租粮的季节,总有那么十来天,呼家疃里热闹非常。那些几十里地内外的租地户按照事先约定的日子,在当地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前来缴纳租粮,他们担挑、车拉、牲口驮,络绎不绝地走进村里;村里村外,交租的车马人流过往匆匆,加上本村村民照常进进出出操劳的身影,还有喜欢赶热闹的老少妇幼,以及趁机撅着粪筐沿街拾捡牲口粪的老农……,这一切呈现出一道特有的风景线。而在儒公家收租的大场院里,人们攒动不停的身影和吆喝声,更是一片繁忙景象。收取的租粮在库房里放不下了,就在露天场地上建的粮囤子存放。传说,在解放初期我村盖了学校那个大院子,原先就是丛儒家的露天粮库。在那个场院里常年耸立着一两个至五六个巨大的粮食囤子。直径有两三丈长、周边有三四尺高的囤子底部是用树条子在现场就地编成的,然后里外用石灰抹好做防潮防水处理,即使一个空囤子底,几个人也是难以移动的。存粮时,随着收进囤子中的粮食逐渐增多,上部再用“节子”一圈又一圈地往上加高,踏着梯子加高到最顶上一层时,再用小米谷子堆出个尖顶,然后再洒上水让尖顶上的谷子发芽生长。就依靠在囤顶上密密麻麻紧密长起的谷草来防风避雨。就这样,在这个大院里,几个粮囤子高高地耸立在那里,积年累月,逐年交替轮换。
       由于每当遇上灾荒之年,或者个别租地户遇到特殊困难,儒公总能主动地给予减免租粮,因而广泛赢得了租地户们的赞誉和信赖,他们赞称儒公为“丛大善人”,这种盛况景象多年来一直持续着,即使在儒公将土地家产分给了四个儿子以后,甚至在儒公的三子丛尚仁和二子丛尚恒相继英年早逝之后,基于儒公的人格魅力,各地的租地户们也全都能照常按时按规地前来缴纳租粮,一切情况都还相安无事。
       据传说,儒公为四个儿子分配土地家产时,考虑到长子丛尚文本身在城里公干,他平时也能抽空去照看一下。并且他的女儿嫁在城里,他妻子张氏的姥姥家也是城里的官宦世家,他在城里的亲戚朋友很多。因此,儒公就把靠近城里的 “吴沟”一带的六百多亩土地分给了他,而把“接夼”一带的几百亩地分给了二子丛尚恒;把分布在南面的山上宋家、丘山店、兴村一带,大杨家、槐树庄一带和与栖霞交界一带总共六百多亩土地分给了三子丛尚仁;而把四个“富阳”村一带和其余三两个地方的土地就全归四子丛尙敏了。在分割临近村土地时,适当地加以补齐调节,每户大约分得七八百亩土地。
自从1795年儒公去世以后,就逐渐出现了在一些地域收不上租粮的现象,并且随着岁月的增加,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进而有些土地也开始丢失了。最早出现这一类情况是在丛尚文所分的“吴沟”一带。因为丛尚文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1796年)他也去世了,撇下嫡妻张氏和两个年轻的妾妻王氏与陈氏,三个遗孀自身谁也没有精力再去顾及这些事情了;再加上,此时清朝已开始走向没落,社会世风日下,受“人走茶凉”世俗影响的那些丛尚文昔日的亲戚朋友 ,以及当初儒公委托聘任的当地代理人也不知都躲到哪里去了……。就这样,没过多少年,丛尚文在“吴沟”一带的土地就最先丢失得无影无踪了。其它三户情况好一些,但是,随着家业的败落,若干年以后,原来分得的土地,远地儿的丢失,近地儿的卖了不少,也所剩下的也不太多了。丢失的多是二三十里地以外无力管理的土地,比较近地儿的和临近本村卖出的,一般也都让本村人买去了。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以及后期,相继到本村安家落户的家祝家庄的祝姓两兄弟、从栖霞迁来的一个张姓宗系、以及浦、李、王等姓人家,他们买的土地等家产多半是我丛姓人家卖出的。当然,也有的是为闯关东的人家卖出的。
       儒公当年大量买进土地,再返租给当地农户耕种,然后收取租粮,这就像当今人们投资理财型式一样,我们不知道他是赔了还是赚了。在这里,也不想再评论这一行为方式好或是不好。不管怎么评说,它的确是儒公当年创业历程中的一项举措,也是他在主观上要体现 “发家致富,积德行善”人生理念的一个重要举措。
 
       总之,儒公经过三十来年年的打拼创业历程,成为家大业大,拥有三四千多亩土地,有多处买卖商铺;成为在方圆几十里、乃至登州府几个县境内声名煊赫的大富翁。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诸多善行义举,也成为享誉一方的贤达人士。  

(四)儒公的婚姻家庭
       儒公一生先后娶了罗氏、马氏、刘氏和韩氏四个妻子。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事,并不违背社会公德;这也是由于在不同时期家庭遇到了不同具体问题而最终形成的这一结果。实际上,在儒公大约60年的婚姻家庭生活中,陪伴他时间最长的还是嫡妻罗氏,约35年;其次是韩氏。因为与罗氏成家后,十多年罗氏一直不能生育,才再娶了马氏。只过了几年,22岁的马氏去世之后,再娶了刘氏。1770年罗氏去世,刘氏1780年去世后,韩氏单独陪伴着步入老年的儒公15年,到1795年儒公76岁去世。韩氏作为儒公的妻子生活了约34-35年。以上统计,都是按事件情况推定的,因而只能说是粗略的。
       一般说,那个社会里男女结婚比现在普遍都要早得多。或许因为明朝朱元璋当皇帝后,给子孙后代规定:皇帝要等到16岁(虚岁)才能“大婚”。几百年下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潜规则,一般女孩子到了十三四岁,父母就要为他们张罗找婆家;男孩子到了十五六岁也意味着是成年人了,父母就要为他们张罗结婚成家,尤其是那些富裕家庭和一些情况特殊的家庭更是如此。从家庭各方面情况来看,儒公可能是1735-1736年前后,即在十五六岁时与罗氏结婚成亲的。对于儒公来说,结婚成家就意味着他要成为这个家庭顶天立地的男人,开始要为实施他的人生抱负理想而走上创业奋斗历程。婚后罗氏与儒公一起生活了三十几年时间,这三十几年正是儒公拼搏创业时期,而罗氏自然是全力相助,在家里操持家务、孝敬公婆,辛勤劳碌,成为儒公的贤内助。随着儒公逐渐事业有成、宦达成名,罗氏也跟着享有几年或十来年的荣华富贵,有了“敕封安人”的荣誉名分。但是,最大的遗憾是,结婚十多年来一直未能生育,致使儒公近而立之年仍然没有子嗣。这个现实让夫妻俩心急如焚,也让父母家人都不能接受!俗话说:百孝为先,无后为大! 终于在罗氏和父母的撺掇下,儒公再娶了比他小11岁的继妻马氏。马氏也不负众望,在1749年生下丛尚文。儒公而立之年喜得长子,让父母和全家人都高兴万分! 可是好景不长,在儿子丛尚文刚4虚岁时,1752年马氏就英年早逝了,时年仅22岁。
       马氏去世了之后一家人都还没有缓过神来,1755年69岁的父亲丛起禄又去世了,此年儒公36岁 。这些年也正是儒公走南闯北最忙碌的时期,也是事业蒸蒸日上的关键时期。也许是因为嫡妻罗氏一个人在家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抚养丧母之子丛尚文而过于劳累需要有人帮扶;也许是因为老母亲姜氏年龄大了需要有人照顾;或许是因为儒公和家人都觉得只有一个孩子还是太少了,总之,基于种种原因,儒公为父亲服丧满了三年之后,在步入不惑之年时,在1760年前后又再娶了二十七八岁的刘氏(比自己小14岁)。刘氏也不负所望,在1763年生了儿子丛尚恒。这时期,为再添贵子而兴奋不已的儒公,除了继续为创业而走南闯北、东西奔波以外,也开始要为已经15岁的长子丛尚文考虑安排人生前程和张罗婚姻大事了。
       儒公又经过几年奋力打拼,到年近半百时已经事业有成,进入他人生辉煌鼎盛时期,成为登州府地内远近知名的贤达富翁。这时,因为罗氏多年来过度劳累,积劳成疾、身体多病,需要有人帮助操持料理;另外八十岁高龄的老母亲也需要人照顾。在这种情况下,韩氏或许是以年轻的佣人保姆身份早已经来到了这个家庭,后来因为勤奋能干、贤惠可靠,又与儒公两情相悦而成为了儒公的妻子;也或许是因为儒公崇尚家大业大、多子多福,希望所创下的富足家业有多子继承,而刘氏自从生了儿子丛尚恒以后又有几年没再怀胎生育,感觉有两个孩子也还是少了点,因而再娶了比自己小27岁的韩氏。后来韩氏与刘氏几乎同时都有了身孕,儒公50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769年连得两子:由刘氏生下三子丛尚仁,由韩氏生下四子丛尚敏。翌年,即1770年50岁的罗氏去世了,1771年84岁的老母亲姜氏也寿终正寝。罗氏和老母亲姜氏的去世,让五十岁开外的儒公也深深感到人生的苦短和亲情的可贵,也感到“尽孝不能等,行善不能等”……。于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投到了为家族修缮扩建祖坟、建家族祠堂、拜谒走访祖居地、立《祖谱》、为子孙后代选定辈份字序等善行义举事务上。在后来的几年中,韩氏又生下了一儿三女,其中小儿子丛尚惠出生于1776年,三个女儿何年出生的,则不见记载,最小的小女儿可能还是襁褓婴儿。不管怎样,这时儒公已经成为有五儿三女共计八个孩子的父亲。
      1780年,只有47岁的妻子刘氏也去世了。此时,儒公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大量的儿女家务事陆续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新的家庭矛盾不断出现,这都让儒公面临着巨大家庭的压力。好在还有妻子韩氏帮扶、照顾,陪伴着儒公走完了他生命历程中最操心、最悲怆的十五年晚年生涯。
      1795年儒公去世以后,尤其,儒公的长子,48岁的丛尚文在第二年(1796)也去世以后,失去精神支柱的韩氏,还得强忍悲痛,振作精神,以这个处于逆境中的大家庭唯一在世的长辈人的身份,还得兼顾着各个小家庭方方面面的事情,帮着为丛得俊、丛得奇、丛得猗等几个孙子的养育和培养问题操心劳神;更得无助地继续为自己的几个晚成年的儿女们操心劳神。尤其是,自小就与吴家女定了 “娃娃亲”的小儿子丛尚惠,本来因为精神抑郁,完婚的大事往后拖了几年,又赶上父亲去世又服丧满了三年就已经23岁了,得赶紧为他与吴家女操办完婚大事,不能再拖了!还得为也长大到了成婚之年的小女儿张罗成婚大事……。等韩氏终于了却了这些事之后,自己也因操劳过度,伤心过度,精神崩溃、身体也垮掉了,于1801年过早去世,终年也仅55岁。她在儒公的四个妻室中还算是寿命最长的,也是在儒公最操心、最无奈的晚年生涯中,唯一与之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妻子。从一定意义上说,韩氏对于儒公、对于这个大家庭都是功不可没的!
 
【本文到此应该算完了。既然说到韩氏“功不可没”,我也想在这里简略地谈一下“尚”字辈,即五世先人中的四位典型女性。也算做“儒公的婚姻家庭”的后续吧。】
一位是丛尚恒的继妻段氏。
       丛尚恒可能在十五六岁就结婚成家了。在他19岁(1780)时,母亲刘氏去世了,20岁时他的19岁原配妻子张氏也去世了。丛尚恒为母亲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再续娶了继妻段氏,有了儿子丛得俊。丛尚恒于1793年31岁时先于老父亲两年去世了, 时年段氏33岁,儿子8岁。是段氏一个人,依靠祖传家产,孤苦伶仃、茹苦含辛地拉扯着儿子丛得俊过日子,也供儿子上学读书,长大成了教书先生。丛得俊在十五六岁时,母亲段氏为他张罗娶妻成家了。但是,丛得俊19岁时,段氏没有跟儿孙享福的命,年仅44岁就去世了。此后,丛得俊先后在蓬莱县境内城东刘家沟一带教学几十年,也兼管着位于接夼一带剩下的一部分土地家产,后来在接夼段家村也置买了一块土地,他71岁去世后就葬在接夼段家村新辟建的茔地里。丛得俊生育有(幹、桢、松、梅)四个儿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使原本独根独苗的这一分支系又人丁兴旺起来,到现在形成了丛氏家族一个比较庞大的支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段氏对这个家庭及本支系的延伸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两位是丛尚文的妾妻王氏和陈氏。
       丛尚文在十五六岁与本村张绩的长女结婚成家,婚后张氏很早生的一个女儿,女儿早已都长大嫁人了,可是张氏二十多年再没生育。因此,丛尚文为要儿子继承家业,在年过不惑奔半百之时又再娶了两位年轻的侧室妻子王氏和陈氏。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丛尚文于 1796年去世了。时年他48岁;张氏47岁;王氏23岁,已怀有身孕;陈氏21岁,守着刚1周岁儿子丛得猗。张氏有本村娘家人以及嫁在城里的女儿照顾,又有“敕封安人”荣誉名分,生活应当没有问题。而王氏与陈氏就是另外两重天了。
       王氏第二年生下儿子丛得庄以后,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守寡守节地把儿子拉扯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此后,丛得莊生子丛廷琛,丛廷琛生子丛忠泰,丛忠泰生子丛善同与丛善元,……。因此,对这一分支家族的延续来说,王氏也是一位功高之女性。王氏1846年去世,享年73岁,葬身在腰里王村村南面新辟建的塋地里。在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重修蓬莱县志》中以“节妇”记载:“丛王氏 黄县王德广女 监生封武略骑尉丛儒子 武略骑尉尚文侧室 二十二岁家长病殁 抚遗腹子得莊 守节四十四年 现年六十五岁 邑俟陞额其门”
       陈氏与儿子丛得猗的情况在《祖谱》中没有表述。但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重修蓬莱县志》中也找到了以“节妇”的文字记载:“丛陈氏 监生武略骑尉监生武略骑尉丛儒子 武略骑尉尚文侧室 二十岁家长亡 抚周岁孤得猗守节四十四年 旌邑俟陞表其门”。由此可以推算出:陈氏1776年出生,19岁与丛尚文结婚生子丛得猗,从20岁开始守寡、守节四十四年。另外,在光绪续修的《蓬莱县续志》部分也找到简单记载:“丛陈氏   女丛宪周妻”(说明:丛尚文字“宪周”)。后来她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传说,后来丛得猗生有三子,老二丛廷桓和老三都会武功,先后去了北京。丛得猗的长子生有五个儿子(“忠”字辈),只传下来他们的小名或是外号:老大:老保通,老二:大溜子,老三:老印子,老四:?,老五:花花祥子。其中老大和老四也去北京了。有传说那些年代里,我丛氏家族有不少男儿受丛尙敏、丛得魁等擅长习武长辈人的影响,平时都喜欢习拳练武。此时赶上正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有的人可能成为义和团义士去了北京而消失。丛得猗的后人这一分支,本来还显得人丁兴旺,到“忠”字辈,因外流无归也就在本村消失了。
总之,应该说王氏与陈氏都是功不可没的。
第四位是丛尚惠妻子吴氏。
       吴氏是出身名门而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娘家村是在蓬莱黄县交界处的蔚阳山吴家村,父亲吴钦伊是有作为,有造诣,也同样有“武略骑尉”身份的人士。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因他而享有封赠荣誉,在《道光重修蓬莱县志》的(卷十一恩纶-恩封-十七-199)有记载:“吴肈桓以孙钦伊封武信郎”,“吴黄镇以子钦伊封武信郎”。
       因为吴氏比丛尚惠小两岁,吴钦伊与儒公又是私交很深的好朋友,因此,两个孩子的家长就为他们俩自小订了“娃娃亲”。吴氏从小就记住了父母给选定的这门亲事,懵懂地揣摩着夫婿的模样,从情窦初开时就憧憬着婚后的甜蜜和幸福……。随着年龄增长到了该完婚的年龄了,可是却因为未婚夫婿丛尚惠情绪抑郁而不得不将婚期往后拖,在这过程中又赶上丛儒公辞世,按老例儿,丛尚惠又得为父亲服丧三年期满,此时吴氏已经被拖到了22岁了。丛尚惠在兄弟五人中按年岁算,是订婚最早的,却是成婚最晚的。更残酷的现实是,他与吴氏完婚刚一年多时间,也于1801年去世了,仅仅比自己的母亲韩氏去世晚了七天。可怜年轻的吴氏还带着身孕就成了寡妇!第二年生下儿子丛得庆以后,她就一直守着儿子丛得庆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安分守己、循规导矩地苦度年月,直到慢慢变成了白发老人 苦命而终。在道光十九年修纂的《道光重修蓬莱县志》中有文记载:丛吴氏 武略骑尉吴钦伊女 监生武略骑尉丛儒子尚惠妻 年二十四岁夫亡 抚遗腹子得庆守节四十年 旌邑俟陞表其门”。
      总之,吴氏出身高贵,命如纸薄,是我五世先人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位女性!从现在的视角看,吴氏是封建道德礼教的典型牺牲品。至于她的儿子丛得庆,因家业败落,穷困潦倒,将粉坊之类家产盘点给了祝姓两兄弟,他自己在四十来岁就去世了,因为后继无人就绝户了。就连他的住房也易主给母官都村呼姓人家了(呼官礼的父亲或祖父?)。

(五)儒公的慈善情怀
                                 
      我四世祖丛儒从少年时期就把“发家致富,积德行善”定位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标。他的慈善情怀体现在一生与人交往中,也体现在他为发家致富的行动中。在他发家致富、拼搏创业收到一定成效,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之后,就开始陆续为家族、为亲友、为村民、为社会做了大量慈善事情,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丛儒公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二姐嫁在大柳行一带的峰山朱家村(也有一说是“门楼村”)朱姓人家,丈夫为人本分忠厚、勤恳朴实。夫妻俩感情很好,只是因为家境里贫穷,丈夫常年外出打工扛活,给人家当雇工。二姐她本人也居无定所,时不时地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因为三个妹妹分别嫁在本地区的浦鲁张家、丘山店、莱李家,离得都不算远,有时她也到妹妹家帮助干点零;而大姐嫁到了栖霞县,离得太远,轻易去不了。她也曾经跟随丈夫在丘山以东的山上宋家村找房子居住过一两年,丈夫就在附近一带的村庄打工扛活,她有时也外出找点针线活做,赚点钱以补贴家用。就这样夫妻俩带着孩子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辛贫寒。
      儒公一直惦念着二姐一家人。在他奋斗发家刚有一定成效之时,就决定要帮姐姐姐夫尽快脱贫。于是,大约在1745-1750年前后,就在村南头盖了房子,把二姐一家人接来居住,并拨出了十几亩土地给姐夫耕种。从此朱姓就开始在本村落户扎根,成为在本村定居的第四个姓氏。如果把二姐夫认定为朱姓的始迁祖,也算是迁入呼家疃后的朱姓第一世的话,到新中国成立时,经过二百来年的繁衍发展,朱姓的“士”字辈人已经是第八世了。朱氏家族与丛氏家族各世人对应的辈分字是:(朱姓一世)~(丛姓四世),(朱姓二世)~“尚”,(朱姓三世)~“得”,(朱姓四世)~“廷”,“元?”~“忠”,“懋”~“善”,“進”~“维”,“士”~“宝”。
   ◆在明末清初时期,烟潍公路从呼家疃村北头通过。由于丛张两姓相继迁入,并都在东西大道两侧定居,经过一百来年繁衍发展,盖房建屋,就把这条公路包围成了村中的东西大道了。由于百十来年没有统一规划,随机无序地搭盖挖掘挤占,使得大道坑坑洼洼,宽窄不一;尤其在大道与村中南北道路的交汇处,因为长期受雨水的冲刷而形成了一条南北方向的凹沟,严重地影响了东西方向交汇处的通行。这一切,儒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他创业取得一定成效、有了一定经济实力以后,也是在1750年前后就为村里出资组织修整街道、填平道路、铺设路桥。单说要建在这十字路口交汇处的跨沟桥吧,在那个没有钢筋水泥,没有汽车马车,连胶皮轱辘的人力车都没有的年代里,在一个农村里要建这座桥也是个相当大的工程。建桥用的石材桥墩和铺设桥面的方柱形长石板条,都要到出产花岗岩石材的南部山区去订制购买,在产地石场开采、切割、打磨成型好以后,再派人去从三四十里地以外抬运回来。这样重的物件,一件就有好几百斤,需要八个人一起抬,因为路途遥远,山路崎岖,每天起早贪晚也只能抬运一趟。因此,这桥从它建起那一天起,就被村里的人们称之为“大桥”。它衔接接的是通向村东头和村西头的东西大道,这也是是当时的“烟潍公路”,也是村民的人心。儒公出资并且操办建起的这座“大桥”, 经历了二百来年沧桑变幻,到解放时期它的实体就不存在了。但是,“大桥”这个名词也演化成为这一带的地域名称,这里也逐渐成为村里的地理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大桥”这个地域名称也一直响亮地传承叫到今天。
       还需要说的是:儒公在铺设路桥过程中,精心保护桥北边上那棵大槐树的事。儒公知道,这棵大槐树是太祖奶奶在明末清初刚来到呼家疃时,亲手栽种在大道北边茅草屋前的。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已经长成根深干粗、枝叶繁茂。它是丛氏家族在这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见证,也是后来呼家疃发展变化成大呼家村的历史见证。可是在当年要建大桥时,从村西口往东看去,它正处在大道在中间,这路桥怎么修建就成了问题。有人建议将大槐树伐掉,有人主张把大槐树移栽到别处…。儒公感到:将树伐掉之议决不可取;移栽这样的百年大树也很难成活。他力排众议,决定让桥面 沿着由西北向东南的方向铺设,然后再拐了个小折弯与东大道连接起来。这样一来,这棵百年大槐树就得以又存世了二百来年。如果解放之初它不被伐掉的话,到现在一定会被列为国宝重点保护起来。
   ◆丛儒公发家致富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开菜园,种植蔬菜。这项措施见效快,当年不光收回了投资,还有了再扩大投资的本钱。有了菜园的支撑,于是又就开始了他的第二项措施,雇请人工到“西北山”“瞎目眼”一带大力开垦山岗地、沟坡地、和边角地,采取砌墙护坡办法修造梯田,栽种果树,发展果园。没过几年,有的果树就开始结果了。
      儒公通过开菜园和发展果园这两项致富途径,给村民们做了极好的示范,启发带动了村里乡亲们纷纷仿效。家家户户也根据自家条件,或者在房前屋后,或者在临近村子地块上开始种菜,开辟菜园;也有些农户是菜园与果园一起上,他们想:反正果树没长起来以前,地里还可以种庄稼……。对此,儒公都热情的给予技术指导,传授自己的经验体会。 年轻的丛儒心里明白:与村里人们和睦相处比什么都重要!都是乡里乡亲,村里多数是呼姓人家,有奶奶呼氏这层关系,便都是亲戚关系。帮助乡亲们一起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也符合自己的人生理念;也才能挑战自己,促使自己去寻找施展才能的更大空间,以彰显自己的才干与能力。
      在儒公带动帮助下,呼家疃逐渐掀起了开菜园、种果园的热潮。经过十几年开发,呼家疃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菜园、多数人家同时也有了果园。天道酬勤,通过开菜园、开发果园走上富裕之路的呼家疃很快在方圆几十里地域范围内鹤立鸡群,声名煊赫外扬,成为远近闻名的菜园之村、果园之村、富裕之村!呼家疃富裕的好名声在远近村庄广为流传。这也实在让那些外村人羡慕赞叹不已,有女儿也都希望能嫁到呼家疃。这样一来,呼家疃人既不愁吃、不愁穿,男儿也不愁娶媳妇。自然而然,本村人丁就格外兴旺。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村中呼、丛、张、朱四个姓氏的人口户数暴涨,很快达到二百来户。大约在1785年前后,即在绕村一周建起围墙之时,呼家疃就改称为“大呼家村”了。改称“大呼家”也可能与受到大辛店改名的影响启发有一定关系:建村于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年)的“辛店”村,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组合变化,到清朝乾隆年间更名为“大辛店”。比我们村更名要稍早一些。
      开菜园、发展果园,是需要人们全年春夏秋冬,每天起早贪晚地付出多么大的辛苦啊! 偷懒耍滑、投机取巧是不成的。这需要靠诚实本分的劳动!也正因为这样,“靠诚实本分劳动来致富” 也就成为呼家疃的宝贵村风和精神财富! 在这种宝贵村风和精神财富的支撑激励下,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到二十世纪中叶,大呼家村一直享誉着富裕盛名。尽管在这二百来年中,社会环境恶化多变,灾荒与战乱不断、人生沉浮迥异莫测,但是在大呼家村,很少出过好逸恶劳、好吃懒做,靠偷抢拐骗为业的恶徒,也没有出过“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常年乞讨要饭为生的赤贫户。 而解放前后,唯独在大呼家村才能见到,从那个时代开发并延续形成的成片相连的菜园和果园,尤其是那些树龄长达二百来年的大梨树,就是那个时代和此后历史时段的鉴证。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大呼家村富裕的光环就开始褪色,进而消失殆尽了。
   ◆儒公在拓展创业致富举措中,在村里开设的各种作坊,是靠聘任掌柜和雇用的伙计们经管理的;在登州府城里开设的多个店铺货栈和当铺。也是都是依靠聘请、雇用掌柜和伙计员工们具体经营管理的。儒公自己只能是在大面上统筹帷幄,掌握大面而已。儒公基于自己的人生理念,总是以真诚之心善待每一位员工,尊重他们的人格与权益,关心他们的生活。儒公以自己人格魅力,赢得了员工们的忠诚和信赖。员工们非常珍惜能跟着儒公干事的机会,也都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地卖力做事情。这也是儒公创业致富事业能够做强做大的原因所在。
       例如,粉坊的第一任掌柜就是一位年龄与儒公相仿的祝姓年轻人,他是位于呼家疃东面约三里地的祝家莊人。儒公看他忠厚能干,就让他当了新开的粉坊第一任掌柜。他感念儒公对他的信任与厚爱,在粉坊掌柜职位上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在他年老体弱之时,儒公给了他一笔养老费,又让他的年轻的儿子接替了他父亲的掌柜职务。这位祝姓的二代年轻人像他的父亲一样,忠诚厚道,在粉坊掌柜岗位上恪尽职守。后来,在老年的儒公陷入被繁杂家事缠身、又连遭不幸打击而心力交瘁的境况下,这位祝姓二代人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即使在1795年,76岁的儒公去世以后,粉坊的少东家丛尚惠也患病无心打理家业的情况下,祝姓的第二任掌柜对东家的不幸遭遇无限同情,仍然坚守着这份职责。更难能可贵的是,到1801年24岁的丛尚惠也去世了,年轻的遗孀吴氏与她的幼儿丛得庆成为粉坊的东家,他决心要帮着东家母子二人渡过难关,把赖以维持生计的粉坊继续开下去,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守在粉坊的岗位上,也一如既往地坚守着父辈传承下来的那份以诚相待的情谊。这个祝姓第二代人在年过半百以后,又把尚未成年的两个最小的儿子叫来帮忙,并且手把手地把技术和经验传授给了两个儿子。十多年以后这两个祝姓第三代成就接替了他父亲管理粉坊的差事。再若干年以后,这祝姓第三代兄弟俩就成了粉坊的主人,也成为祝姓买房买地安家落户在大呼家村的始迁祖。
       再例如,在城里开设的那座当铺的掌柜一职,就是儒公聘请他的一位族兄担任的(据分析可能是丛琰)。优厚的待遇自然不必说了,另外,为了便于当铺的经营管理,儒公还在城里买了房,让族兄心无牵挂地与家人一起住在了城里。这样一来,族兄就非常感激,他兢兢业业、千方百计地想法把当铺的生意精心地经营管理好,来报答族弟丛儒的恩惠。星转斗移,年复一年,这位族兄一直干到年老,后来又让他的儿子了接班。在1784年前后,年过花甲的儒公把积下的家业分给了五个儿子,其中城里的货栈商店和当铺都分给了还不到十岁的小儿子丛尚惠。后来,步入古稀之年的儒公,在连续经受了两次丧子之痛打击之后,已是心力交瘁,再也也没有精力为病态的小儿子丛尚惠代理登州府城里那些商铺的事情了。基于这种情况,儒公就把城里的店铺进行合并、关停处理;而把常年离不开人的当铺无偿地赠给了当铺的掌柜。以做为对族兄儿孙一家几十年来相继在这一职位上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答谢与褒奖。这样的转赠义举,对当铺日后的经营发展也是有利的。
      【这里我想插述一件事情: 2009年10月初,我在去威海参加“丛氏大宗祠开祭大典” 时,有一个叫丛喜彬的三四十岁族人找到我,他自我介绍说:“我来自哈尔滨,祖籍是登州府蓬莱县,村中有棵大槐树…;父亲也是‘宝’字辈,名叫丛宝玉,祖父名叫丛维民,他们都去世了…。按照老家的辈份我应该是‘大’字辈……”。在后来的通信联系中他又告诉我: 他的曾祖父名叫丛善福;老家先辈人是在登州府城里开当铺的。在曾祖父童年的时候,当铺开不下去了,全家人就闯关东到了东北……。根据这些信息可以断定:丛喜彬的“老家”无疑就是大呼家村,他说的“当铺”就是儒公在城里开的当铺。儒公当年将当铺转赠给那位堂兄的儿孙以后,传到“忠”字辈以后,还没有等到丛善福长大,当铺就开不下去了。】
   ◆儒公的慈善情怀也体现在对待租种土地农户的关照方面。在诸多创业措施之中,有一项举措就是利用经商做买卖赚来的钱在蓬莱县境内多处置买了两千多亩土地,又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反租给当地的农户耕种。在这个过程中,每当遇到灾荒之年,或者租户遇到特殊的困难时,儒公都主动据情给予减免租粮。因而赢得了租地户们的赞誉和信赖,赞称儒公为“丛大善人”。这也是他“发家致富,积德行善”人生理念的最好体现。
   ◆儒公在社会上的善行义举也贯穿于他创业人生每一个阶段。在遇到灾荒年月,儒公更是积极踊跃地向州府捐钱、捐粮、捐物;并且在四个村口设粥棚救济灾民。因此也受到州府的举荐,得到清廷的褒奖,被敕封为“武略骑尉”(相当于六品武官的荣誉),成为登州府少有的贤达名士;他的嫡妻罗氏也有“敕封安人”的荣誉名分。
这里要说一下,因为在村口设粥棚救济灾民而引发一些矛盾,又为解决矛盾而出资修建了绕村一周的“围子墙”的事。
      据考,从清朝乾隆47年(1783)到乾隆51年,这三四年间全国各地连年闹灾,先期是闹大水,接着闹瘟疫,后期又连年干旱无雨,山东省,特别是胶东等地区的灾情更为严重。连年的灾荒,使流离失所的灾民们饥肠辘辘,呻吟呼号,哀鸿遍野。有的地方呈现“饿殍载途,百骨盈野”的一派惨象。年逾花甲的丛儒老人让家人开仓济贫救生,在村口架起了几口大锅熬粥施舍灾民。时间长了,灾民越来越多,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些来自临近村庄的饥民,到吃饭的时间来了,吃了饭又回去。光喝粥不经饿,时间和体力都消耗在路上,回家也干不了什么活;而他们家中那些老弱病残来不了的人照样在家挨饿。最麻烦的问题还是出自那些远道而来的灾民,他们吃了饭也不走,吃了这顿还等下一顿,吃了今天等明天。他们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吃了饭又无事可做,经常聚在一起打架斗殴,惹事生非;或者三五成群,街头巷尾、菜园里果园里,到处乱串、偷鸡摸狗,什么事都敢做,常常闹出不少事端。严重地滋扰、破坏了村民们的正常生活,给全村群众带来了不少骚扰和麻烦。
本来救济灾民,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却引来那么多的麻烦。怎么办呢?如何能将“救济灾民”继续下去,又能让那些“无事生非”的人有饭吃又有点儿活可干呢?丛儒老人联想到,在这灾荒之年,土匪强盗团伙打劫盗抢事件,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的现实,在心中就有了一个主意:要因势利导,趁这个时机,自家出资、出粮,在本村修建绕村一圈围子墙。以此来防御土匪强盗团伙打劫盗抢事件在本村发生,保护村里的安全,保护自家富裕的家业!
      在这一时期,村里有呼丛张朱四个姓氏共二百来户人家。现在,要修建绕村一周的围子墙,决不是像自家修个院墙那样简单,这得征村民们的同意啊!于是,儒公就把各姓氏中一些有名望的人召集到一起商量。因为丛儒公从年青时,就带动、帮助村民们走上了富裕之路;四十年多来,他的为人,他为村里做的那些公益事情,这一切都让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在村民中早日建树起了崇高的威望。当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时,大家都一直赞赏,表示同意。另外,将“呼家疃”改称“大呼家村”之事,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商定的。
      修建围墙一事商量决定以后,就开始付诸行动:张贴出了布告,召聘专职设计人员,招募了能工巧匠。对那些聚集在村里吃救济饭的灾民,凡是有一技之长的,愿意留下做长工的人,就让他们留下来 各尽其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分别当木工、瓦工、石匠工、厨师等专职工或勤杂工。对他们管吃管住,发给工票,隔些天就让他们将工票兑换成粮食送回家去。对那些有困难不愿意或者不能做长工的,可以做临时工,他们负责从采石场往村里搬运石头;只要能搬扛一块石头来的就能凭发给的竹签吃一顿饭,搬运的石头越多得到的竹签就越多,就可以凭积攒的竹签到账房去领粮带回家去。因此,搬运来的石块不全是从采石场采出来的,那些杂色杂样奇形怪状的石块多是沿路拣来的,只是为来混一顿饭吃而已。对此,老爷子丛儒也心知肚明,根本不介意这些事。他关心的是救济灾民与修建围墙两件大事都能顺利进行。在工程方面,儒公最关心的是东、南、西、北四个村口大门牌楼的建造问题。据说,登州府主管官员对此也下有限令:不能超越州府大牌楼的规格!
      就这样,大约前后经过一年左右时间,消耗了露天粮库场地上的两整囤子多的粮食,“围子墙”终于修建起来了,围墙外边挖了“围子沟”。在东西南北四个村口,两层飞檐“双滴水”大门牌楼巍然耸立,大门两边的炮台座上,都敦敦实实地支架着铁铸大炮。据说,围墙修建起以后,还购买了十来支大杆枪,组建起了护村自卫队。
      承载儒公一片心血和期望建起的围墙,也曾在登州府境内风光了几年。但是,它命运怪舛,好景不长,在儒公去世以后,随着家业的急剧败落,四个大牌坊式大门楼和墙体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被一段一段拆得面目全非了。咸丰十一年(1861)“闹捻子”的时候,一支捻军进入山东,从济南打到胶地区。当时村里的围墙已经一点作用也不起了,捻军进村来杀害了几十口人,一些妇女忍辱被逼跳井、上吊而殉命……,这在《蓬莱县志》的“烈妇”人物卷节里都能查到的。
      这围墙从建起来以后,可能也真没有起什么作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1966)前后就被拆得不见踪影了。按“物用则兴,不用则废”的社会自然规律,这也属于正常事。但是,它标征儒公的善行义举,昭示出当年儒公决心要把救济灾民这一义举坚持下去,同时也要解决村民受滋扰问题的智慧和决心。也可以说,它蕴含着儒公的一腔心血,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形态。 另外,在国家非常重视保护历史文化古迹的今天,一个农村竟然曾有绕村一周的围墙,并且四个村口有高规格大门牌楼和炮台……,并且,从建起来到完全消失,也经历了一百八十来年的历史风云。这胶东地区,乃至全国都是少见的!凭着它的稀缺性、独特性,如果在解放之初,还存在的那些还残墙断壁和整体遗迹走向能保留到今天的话,那些残存墙体完全可能会被列为重点文物被修缮保护起来!

(六)儒公对丛氏家族的贡献
      纵观四世祖丛儒的一生,他走过了成长立志的少年时期,又走过拼搏创业、发家致富的青壮年时期之后,步入了知天命的五十岁时段。此时,他已是事业有成,积累起相当富足的家业;在家族中、在村里和社会上都享有极高的威望;他已经功成名就,达到了人生的辉煌顶峰。这时,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去世了,一个是陪伴他走过风风雨雨三十多年历程的嫡妻罗氏于1770年去世;一个是他那善良慈祥的老母亲姜氏---也是家族“起”字辈的最后一位长辈,于1771年也辞世了。这使他深深地感悟到人生苦短、亲情可贵;感悟到‘尽孝不能等,行善不能等’。同时他看到:丛氏家族从一、二世先祖开基立业、艰辛起家;三世人奋力脱贫,到第四世人奋力拼搏,如今已经进入全面奔入小康阶段,家族人丁兴旺,已经具有了相当规模的族群;家族中最晚辈---“得”字辈男孩已经出生了几个,最大的已经十多岁,也将谈婚论嫁了……。面对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他油然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要趁自己尚且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之时,要为丛氏家族有所担当,时不我待地做那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这一时期,儒公所想的是尽孝道、做善事。他所惦念的是家族以及子孙后代的事情:他念念不忘祖居地文登故里;他要‘立宗造谱辨长幼尊卑之序’,并且也要与‘文登祖家一族长幼秩序’对应一致起来;他担心‘后世子孙年深日久宗族紊乱无序’,所以要‘立祖谱以使子子孙孙永世万年.誰长谁幼.谁尊谁卑清楚有次而不爽;他还想要家族人记住:过上好日子不要忘本,不要数典忘祖,当记得先人栉风沐雨世守耕读、纵富贵.莫忘却昔日疏食淡饮’……。他的这些夙愿赫然展现在《祖谱》的《序》上。儒公对所惦记和要做这类家族事务怀着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和紧迫感,在他五十岁以后的几年中,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为家族做善事上。儒公为我丛氏家族做出了很多奉献。其中,有一些是有物证,人们见得到的,这里姑且称之为“显形贡献”;有些是无形的,是要靠推敲分析出来才能被人们认知的,姑且称为“隐形贡献”,下面分别列述一下。
(一)显形贡献
   ◆儒公是1773年立的《祖谱》。这本《祖谱》虽然是页数不多的手书体本,但是它对我们今天的族人们来说,却是给我们留下的无价之宝。初读看时,就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仔细研读,就会发现它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太多的信息,让我们能以透过历史的风尘,把以前曾经听到的一些支离破碎传说联系起来,分析判断、了解到家族当年的许多真实事情。这本《祖谱》能躲过1966年文革期间“扫四旧”的劫难,由丛维铎的母亲保存下来,让我们今天还能有幸见到,这实在是难得。
   ◆儒公为了敬祖穆宗、颂扬祖德宗功,修缮并扩建了丛氏家族茔地,为去世了的父辈、祖父辈先人树起了最高规格的大型石材龙头墓碑,栽种了很多松柏。到解放初期,那些有一百七八十年风雨的青松侧柏茵茂高大,静谧肃穆地陪护着地下长眠的先人。听老人们评论说:“丛家老茔在周围百十里地内也是少见的”。家族还留下一个传说:儒公在修缮老茔的同时,还曾经与族人商量要把当年葬在丘山北坡曾祖父丛世芳的坟迁到丛氏家族老茔地里。当刨开坟时,发现当初代裹包始祖遗体用的青高粱秸秆箔,埋在地下经过了几十年竟然还是青绿如初!……结果,认为葬的地点好,不需迁葬,就又决定不再迁坟。
   ◆同样在这一时期,为了敬祖穆宗,传承礼仪孝道,启迪昭示后人,凝聚宗族亲情,儒公还主持并出资在新形成的村中心“大桥”地处,毗邻大槐树东侧建起了古朴肃穆的家族祠堂。祠堂里供奉着始祖的画像和先辈的牌位,制定了祠堂管理、及一系列家族礼仪活动程序的规章制度。规定逢年过节家族团拜、祭奠先祖,族人婚丧嫁娶礼典,以及平时商讨族中大事等活动,都要在这家族祠堂里进行。儒公的意愿如此美好,在后来纷乱的年代里,家族祠堂是否真正起到了儒公预期的那些作用,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传说,本来用于存放礼仪活动器具用品的专用房间,在后来动乱的年代里,也把在“围墙”四个大门旁,放置在炮台座上的那几门铁铸大炮和护村用的十几只大杆枪都移放到这里。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这些武器都被号称“混世魔王”的土匪军阀张宗昌抢走拉到烟台去了。再后来,丛家祠堂变成了村里的公用仓库和俱乐部。大鼓小鼓、大锣小锣、大钹小钹等各种击打乐器,以及用于春节期间演出戏剧的整箱服饰、道具等物品都存放在祠堂屋内,演出戏剧的舞台也经常搭设在祠堂的院子里。抗日战争时期,丛家祠堂成了学校和开展群众性宣传抗日活动的场所,也曾是共产党八路军一个地下密秘连络点。据说,学校唯一的教师就是一位地下工作者。朱进法、浦照宏、丛维绶、丛维仲、张殿铅、呼建明、张桂兰、丛维真等村里一大批十四五岁到二三十岁的年青人都前后在这里上过学或夜校识字班,后来他们相继入党、参军、参加工作而离开了家乡;几个年岁大一些的村干部,他们能早期入党也与那位教师不是没有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丛家祠堂也算是革命的摇篮了。另外,在这里还发生过“打汽车”的故事。大约在1941年春冬,八路军独立营的一个小分队,曾经埋伏祠堂院的南门后面和大道南面的房顶上,从南北两个方向甩手榴弹袭击从大黄家日伪炮楼经过这里开往大辛店炮楼的一辆载满日本鬼子和伪军汽车……。丛家祠堂从建起到解放后被拆除,前后经历了约一百七八十年的时代风云,它发挥的作用不断演变,演绎出很多义 涵。
   ◆儒公在立《祖谱》和修建丛家祠堂的同一时期,还为了让子孙后代能世代尊卑有序,隔代选定了“忠、善、维、宝、大、啟、余、庆”八个辈份字(以下简称《8字序》),以备后人按序“对号入座”。这《8字序》看似简单,它却体现了儒公‘辨长幼尊卑之序’的夙愿,寄托着儒公‘以使子子孙孙永世万年.誰长谁幼.谁尊谁卑清楚有次而不爽’的殷切希望。它的字载版本当年极可能存放在丛家祠堂里;另外,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被族人牢记在心里,并以顺口溜的方式保存并世代相传。大约在1810年之后,家族又出生的新一代人就如期地对号入座到“忠”字位上,此后沿袭到1937年前后,新的一代人又出现时,就按序入座到了“大”字辈。截止到此时,《8字序》总共传承了五代人。
不知道儒公当年是否能预料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家族新的一代人又即将出现时,他的后人会背弃了他选定的《8字序》,开始错误地套用“珠树滋培……”辈份字序(以下简称《20字序》)的事。只是因为一位小时候从本村外出到东北哈尔滨当了工人,退休后回老家来探亲时带回来《20字序》,家族的领头支系开始带头草率地从《20字序》的“树”字为新出生的一代人起名子,后来家族中相继出生的这一代人也都盲目地跟从着套用了。按《20字序》要求,“树”等10个字是名子中间用字,另外10个字用作名子末字,每个字具体用在哪儿没有规律可循,只能照规死记。我们“树”字用在名子的位置没有错,错就错在辈份上!错误地把我们的辈份抬高了四辈,有意无意地冒犯了儒公的大忌:造成了‘与文登祖家一族长幼之序紊乱而不知也’的混乱局面。试想: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下,连与祖居地城子村的辈份关系都没查清,也就没有可能查清我们自己每一辈人在丛氏大家庭中是哪一世的了! 现在,错误是肯定的了,问题是应该怎么办?我想,儒公在天之灵是一定期望这一错误能尽早得到纠正的。
   ◆儒公在年过五十岁以后的几年内为家族做的主要“显形贡献”,就如上所述。五十岁以前整修街道、建大桥,以及后期修建绕村一周的围子墙等事情都 不再一一叙述了。
 
(二)隐形贡献
   ◆一个“廷”字隐含着儒公对家族付出的心血与贡献
      儒公为什么要隔代选定《8字序》?为什么在家族中“得”字辈与“忠”字辈中间插进一个“廷”字辈?这是需要重点详谈的问题。
      儒公到底去没去拜谒走访祖居地城子疃?这要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推敲分析。儒公从小就对文登祖居地充满了迷茫和好奇。步入天命之年以后,他决定要‘立宗造谱辨长幼尊卑之序’而不能与‘文登祖家一族长幼秩序’相错乱,需要查清那里各辈人的情况,这就一定要去祖居地拜谒走访!两地相距二三百里,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这对一直惯于靠双脚走南闯北做买卖,现今尚且年富力强的儒公来说,走这点路是不成问题的。为了立《祖谱》,为子孙后代着想,为了与‘文登祖家一族长幼之序’相一致,而不要‘紊乱而不知’,也为了了却自己的夙愿,再苦再累也是情愿的!
      儒公到了祖居地城子村,要办事情,要了解问题,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毕竟时隔一百一二十年了,一切都物是人非,一些事情未必能全预料到。尤其,两地家族用的辈份用字都不一样,都不是由先祖给留下的,而是每出现一辈新人就临时选一个字起名子,也会出现同一辈人用不同辈份字的情况。所以,查对的结果,可能是两地用的辈份字都不一样。但是,因为世芳先祖离开祖居地城子村仅隔了三代人,两地的辈份关系还是不难查清的!查清辈份关系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最主要的收获。
      儒公去祖居地之行中,在查辈份关系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我们村的最小辈“得”字辈比城子村的最小辈“廷”字辈大了一辈,(只是城子村的“廷”字辈人刚出生了几个男孩,大的也不足十岁)。于是,儒公就把这个“廷”字找回来,把它留给了“得”字辈的下一代人,在此基础上就又为“廷”字辈以后的后人选定了《8字序》。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得”比城子村的“廷”还大得多,就会“找”回多个字;如果“得”与“廷”是同辈,或者“得”比“廷”的辈份小,那就会一个字也找不回来!儒公也就会无奈地空手而归,就会把《8字序》直接留给了“得”字辈的后人了。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啊!
      一个“廷”字,它隐含着儒公对家族付出的心血,它像一根定海神针,指明了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向。让我们茅塞顿开,破解了无绪的谜局。回想2009年10月我去威海参加“丛氏大宗祠开祭大典”时,为了要弄清我们的世芳先祖在丛氏大家族中的辈份世属问题,与城子村几位80来岁的老人及《城子村丛氏家谱》的副主编丛培高一起座谈时,我还只着眼于希望能直观地查找到“世”的辈份,结果很遗憾。回来以后,仔细看了赠送给我的那本《城子村丛氏家谱》,一个辈份字“廷”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从2010年到2011年期间,以打电话、写信和发电子邮件方式向丛永伦、丛培高、丛松坡等人进行了十多次咨询,重点查问“廷”字辈出现的年代背景等情况。这期间,城子村主办人丛培高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城子村的‘廷’字辈人刚出现的年代是1770年前后,这辈人最早与最晚出生的时间相差超过一百年,在解放前夕还有这辈人的老人在世……。”  这一信息至关重要!我们的《祖谱》立于1773年。这说明:“廷”字确实是儒公从祖居地城子村“找来”的一个辈份字!根据《祖谱》分析,我们村“廷”字辈人大约出现在1780-1782年前后。这又证明:它确实是儒公留给“得”字辈下一代的辈份字!   在这之后,我又以两地的“廷”字是同辈为前提,把两地“廷”字辈以下的各辈人出现的时间相应比对了一下(见《由世芳始祖的辈份世属问题引出的探讨》一文),结果是令人信服的:两地每出现一辈人大约平均间隔30年多点(在28-33年左右),并且城子村比我们村一般要早几年到十来年;两地每一辈人出生最早的与出生最晚的相差的时间都一样,都拉大到一百年以上;从有“廷”字辈以后到现在,两地都又繁衍了七辈人,第八代人都将要出现。这说明,两地相距不远,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等都基本上一样,两地家族繁衍发展的速度情况也都基本上是一样的,都符合普遍的正常繁衍规律。
      一个“廷”字,它隐含着儒公对家族重大贡献!它也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两地丛氏家族的辈份关系联系起来了,乃至把我们与各地丛氏家族大家庭的辈分关系也联系起来。城子村用的是以永祖为1  世的辈份世系,经过查对,“廷”字辈是24世,那么向上推到我们的始祖丛世芳就是18世。这就可以推定我们每一辈人的世属了:之19、起20、~21、尚22、得23,廷24、忠25、善26、维27、宝28、大29、…。以永祖为1世的辈份世系,比以徳佑祖为1世的辈份世系高6世。若是按以徳佑祖为1世的辈份世系算,我们各辈人对应的世属就是:世12、之13、起14、~15、尚16、得17,廷18、忠19、善20、维21、宝22、大23、…。1860年占鳌公选定的《20字序》要求从19世起用“珠”字,正好与我们的“忠”字相对应:忠=珠=19世,以下相对应是:善=树,维=滋,宝=培,大=日。可见我们的“树”正错高了四辈。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还要我们的子孙后代无辜地继续一直错下去呢?我们作为儒公的后人,还有什么理由 ,以一私之心坚持错误不改呢?!
      其实,要想纠正错误,最简单、代价最小的办法是:继承发扬我们的原有的传统风格,保留“忠善维宝大树”6个字,后面再续接14个字,组成一个由“忠善维宝大,树 * * * * ,* * * * *,* * * * *。”20个字组成的辈份字序。这样,既把“树”字作为特例处理了,也离开《20字序》避免了让后代人继续深陷它所显现出的重名子多、起名字难等诸多弊病的烂泥淖之中。同时也与《20字序》的每一个字都一一对应起来了,实现了儒公要子孙后代与‘文登祖家一族长幼秩序’对应一致起来的夙愿,也不负老人家为家族、为子孙后代所做出的“隐形贡献”。
      【应该先说一点,要新选的14个字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家乡话发音不准的字不选(“树”字除外)。(2)《20字序》中的字都不不选。(3)先辈用的字以及同音字不选。(4)生僻字及用得太凡的字不选。(5)同村过去存在俗成辈份关系的主要姓氏用过的字也尽量不选,我们再用可能会引起矛盾。】
 
◆儒公崇尚文化知识、重教育的精神对家族后人的影响
      先说明一点:儒公继承、并发扬光家族先辈栉风沐雨、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作风,以及他一生与人为善、以诚待人,,热衷于奉献的精神,以及深明大义带动村民致富形成勤劳致富的村风,这自然都是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无须重述。
      这里还要说的是,儒公崇尚文化知识方面的作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家族的一种“隐形贡献”。
      首先,儒公能身先垂范,为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而刻苦好学、勤奋进取。他一个农家子弟,童年时代在农村里恐怕也没有什么学校好上的,并且从十五六岁成家以后就开始走上社会闯荡。多年来,靠的是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刻苦努力地进取修学,终南捷径,而修成正果,最终跻身于国学“监生”之列。如果说,相当于六品武官的“武略骑尉”荣誉称谓是他热心于对国家和社会捐赠奉献,而得到清朝朝廷的褒奖敕封;那么,相当于京师学位的国学“监生”,则是他孜孜不倦、刻苦努力学习取得的结果。以至于在道光十九年(1839)修纂的《道光重修蓬莱县志》中,对丛尚文的侧室妻子王氏、陈氏和丛尚惠之妻吴氏三人都以“节妇”选载在贞节人物部分,表述条文都冠以“监生武略骑尉丛儒之子…”。由此可见,儒公这种身份人格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和赞誉,他刻苦学习、积极向上的精神也得到人们的敬仰。儒公取得的不平凡文化成绩也值得我们家族后人为之骄傲!他的进取精神也值得我们家族后人继承和发扬啊!
      另一方,儒公崇尚文化知识,也体现在非常注重让儿孙后代上学受教育方面。虽然在那年代村里可能连个小学都没有,我们无法知道丛尚文等兄弟几个人从小到大,具体都过什么学,受的什么教育。但是,丛尚文能在州府城里就职武官“候选卫千总”,并且也有“武略骑尉”的敕封之誉,这却与丛尚文从小受到的培养教育分不开的。丛尚恒能取得“贡生”学位,所谓“贡生”就是文科学生,是选取“举人”“进士”等高级文人的后备生;丛尙敏能取得“武庠生”学位,所谓“武庠生”就是武科学校的学生,是选取“将官”后备生。这需要他们在少年时期就得离家到州府城里去上学。由此可见,儒公的家庭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里,也可算是“书香门第”了。
      由于时代带来的不幸,丛尙恒英年早逝。连续经受丧子打击的儒公一病不起,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在病卧床上嘱咐失去父亲的年幼长孙---丛得俊:“以后即使变卖家产也要好好上学……”。丛得俊不负祖父期望,长大之后学业有成,成为一名传播知识的教书先生,也继承了祖辈崇尚文化、尊重教育的家风,他的儿孙后代在文化方面多有造诣。丛尙敏不到20岁就背负起了管理两个家庭产业的沉重负担,因此也没能继续进城去修读进第。但是,他崇文尚武之心未灭。传说,丛尚敏一直到中老年时期还仍然趁闲暇时,带领着包括儿子丛得昌、丛得立、侄子丛得魁等丛家子弟,以及村里一帮年轻人经常在场院里,教他们打拳习武。这种尚武之风在家族中也传承了上百年。到清朝中期以后,原先的满族八旗军已经腐败至极,清廷只得在地方组建地方民间武装“团练”来维持社会治安以自保。那时我们村归属于善集社,丛得魁多年来都是善集社“团练”的“团勇”兼教练。后来,在1861年抵御捻军的作战中殉职阵亡,时年已经78岁。【从《县志》可查到善集社“团练”有42人殉职阵亡。另外,捻军所到之处,很多村庄都有不少人遇难,我们村就死了好几十口人,其中有十四五个妇女不忍受辱而拼命、跳井或上吊。因此,这些女性在《县志》中以“烈妇”有记载,包括丛得魁的妻子、丛得彥的妻子、丛廷梧的母亲、丛廷桐的母亲。】  传说丛尚文的长子丛得猗生有三个儿子,老二丛廷桓和老三都会武功。丛得猗的大儿子又生有五个儿子(“忠”字辈),他们大多都爱习拳弄棒练武,赶上“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传说我丛氏家族的几个热血男儿成为义和团义士,去了北京参加抗击外国侵略者而壮烈牺牲。本来丛得猗的后人这一小分支系在村里还显得人丁兴旺,可是到“忠”字辈这一代人就在本村就一下消失了。
      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儒公崇尚文化知识的精神影响下,丛氏家族重教育之风一直传承下来,即使到解放后本村丛氏家族子弟在升学等方面,比同村其它姓氏子弟,都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以蓬莱二中从建校招生到1958年仅有初中班时期为例,在那考初中比近些年考大学还要难得多的年代里,我丛氏家族的考生基本上逢考必中,而村中其它姓氏的考生能考上的就不太多。1955年全村十多个高小毕业生去参加考试,唯独丛姓的两个考生全考上了。当年在校的丛信亭老师与学校三个年级的我村学生照了一张合影,其中六个学生中有四个是丛姓。在此后的两年,也是村中多人参加考中学,1956年呼、丛 、张三姓各考上一人(丛姓是唯一考生),1957年仅有丛姓一人考上(也是丛姓的唯一考生)。1958年蓬莱二中初中高中都有以后,以及后来升大学、考研究生等方面也都显现出丛氏家族的文化领先优势。
      总之,儒公崇尚文化知识,以身垂范、刻苦修学,以及他重视对儿孙辈的文化修养教育所做的努力,都对家族后人产生了良好影响。这属于儒公对丛氏家族一种形式的隐形贡献吧。

(七)儒公的晚年生涯
      1780年刘氏去世以后,儒公也步入了花甲之年,身边只剩下韩氏一位妻子陪伴照顾他了。他辛勤劳碌了大半生,发家致富积下了富足的家业,积德行善做了大量的公益好事,建树了人生的辉煌。按常理说,一个劳苦功高的老人年纪大了,应该轻松下来,安闲地颐养天年。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轻松休闲下来!他还要继续完成丛氏家族一些宗族善事;还要参与赈济灾民、扶贫解困等社会公益善举。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儒公30时岁,才得子丛尚文,44岁生子丛尚恒,50岁生三子丛尚仁和四子丛尚敏,57岁又生小儿子丛尚惠;57岁前后几年中还生了三个女儿。如今儒公已是年逾花甲年纪,小女儿此时可能还是襁褓婴儿;三个年岁小的儿子都还没有成家,最小的才三四岁,老三和老四也只有十岁,而已经结婚成家的两个儿子家庭也都出现了新问题让丛儒老人操心费神。
老大丛尚文,从小就是儒公的掌上明珠。他在十五六岁就与本村张绩之女张氏结婚了,本人在登州府也谋任公职,晋升为“候选卫千总”(在府县级属于中上层武职官员);并且也有了“敕封武略骑尉”的显赫身份,本来他应该是让儒公最省心的,但遗憾的是:张氏自从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以后,年复一年,女儿也早已长大嫁人了,张氏却一直没再生育。一直还没有子嗣继承人这一现实,显然与 丛尚文的身份地位和富足的家庭是不相称的!这也必定让老父亲跟着急上火。
      再说老二丛尚恒,他在十五六岁就结婚成家了,可是就在他18岁(1780)时,他的母亲刘氏去世了,第二年他那年仅19岁的原配妻子张氏也去世了。毫无疑问,得按照习俗,鳏夫丛尚恒要为母亲先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儒公要为这个儿子张罗续弦再娶之事。这时,老三丛尚仁和老四丛尚敏也都15岁了,也都该为这兄弟俩张罗娶妻成家了。
      虽然说,凭着富足家境和儒公的人格声望,要为儿子找个对象成婚不是难事,盖新房修新屋等一切事情也可以提前早做准备。无论如何,这一切杂七杂八的事项都得上了年纪的老父亲来一一安排操办!好在儒公一向善于运筹帷幄、要强能干,如今身体和精力还算好,在韩氏帮扶下,终算是如意地把老二、老三和老四哥儿三个的婚事都一一操办完了。至于老幺儿子丛尚惠的婚事还是另一回事。早在小儿幼年时就为他定下了“娃娃亲”,女孩比丛尚惠小两岁,出之名门世家。现今两个孩子年龄还都不到10岁,还不能为他们办理完婚大事。
      儒公希望能尽早把庞大的家产分到儿子们名下,让儿子们自己历练着去经营管理,以便让自己能有精力去做更多的公益事情。根据推算,大约在1785年前后,儒公将已经有了家室的四个儿子都分出去让他们各自另立门户单过,并把拼搏一生积下的三千多亩土地财产分给了他们。每户分得的七八百亩土地,由他们按照以往惯例方式各自去经营管理。往日借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四个儿子,肩上有了家庭担子压力就增添了责任感。只是,分到小儿子丛尚惠名下的粉坊、油坊和在登州府的买卖商铺等家产还得儒公继续代为照管经营。
      分家以后,儒公的负担相对减轻了,也就有更多的精力继续完成他奉献家族、奉献社会的种种义举。特别是在大旱灾之年开仓舍粥赈济灾民的过程中,为解决灾民聚集闲着无事而惹事生非、滋扰村民的问题,因势利导出资操持为村里修建起了绕村一周的围墙。这可能是儒公一生最后的一项重大义举。
      俗话说,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分家刚过去两三年时间,于乾隆戊申年(1788年)丛尚仁与其妻子潘氏先后病逝了!去世时都不足20岁,也没有子嗣。这让年近古稀的老父亲经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儒公在极度悲伤情况下,还得想法处理家事新矛盾:丛尚仁分得的那份土地财产家业怎么办?是处理卖掉还是找人继承?……。那时,已经四十多岁的大儿丛尚文仍然无一子嗣;二儿子丛尚恒再娶之妻段氏只生了一个孩子丛得俊,孩子如今三岁;而老四丛尚敏却连续有了两个儿子,如今次子丛得奇还是个刚满周岁的幼儿,而他的妻子谢氏又有了身孕。基于这种情况,儒公就决定将丛尚敏的次子丛得奇过继到丛尚仁名下,来顶替门户继承这份家业。只是幼小的丛得奇还得继续由他的父母抚养,他顶门继承的那份土地家业还得儒公帮着丛尚敏代为经管。
      就这样,这场丧子伤痛总算是年复一年地渐渐抚平。三个女儿中大的已到及笄之年,儒公要为她准备嫁妆与操办成婚出嫁出之事。最让父母费力伤神的还是小儿子丛尚惠。原本希望他随着年龄成长也学会些商业经营之道,以便尽早接手他分得的那份商铺产业,从他十来岁起,儒公就经常带他到登州府城里各个商铺去,想通过商铺里掌柜伙计们的现场传、帮、带,让他耳濡目染,多历练些经营本领。可是,他对此毫无兴趣。等到丛尚惠十四五岁该到完婚年龄了,可是近两三年来他开始变得精神恍惚,一副抑郁痴呆的病态,真让人伤脑筋!只好先给他治好病,而“完婚”的事也只得往后推了。岁月不饶人,一向不服老的儒公步入古稀之年后,开始感到精神和体力都有些不支了。好在家里的事情有韩氏帮扶照料,可是分在小儿子名下的府城里那些商业店铺也还牵扯很大精力,怎么办呢?三个已有家室的儿子没有一个能帮着分忧解愁的:老大丛尚文原先还是精明能干的,可是现在一个还不到五十岁大男人竟然变得精神萎靡不振,就连他那份的土地经营管理之事,还时不时地让老父亲帮着照应,结婚将近三十多年了仍然没有子嗣的事情着实让老父亲跟着操心着急;老二丛尚恒也变得一副病态样子,夫妇俩带着个孩子,经管他那份家业也够他受的了;老四丛尚敏虽然身体还健壮,但是,除了丛得藩、丛得奇两个儿子之外,又连生养了几个孩子了,加上要经管他自己与丛得奇那两份土地家业,沉重的负担已经把他压得透不过气了……。基于这种情况,儒公只得把登州府城里的店铺进行关停合并处理,而把常年离不开人的当铺无偿转赠给了当铺的掌柜(当年任掌柜的族兄已经去世了,这时的掌柜是他的儿子或孙子)。
      厄运不止,祸不单行,不幸的事情又接连发生。1793年,刚刚30岁的二儿子丛尚恒也病逝了,撇下他的继妻段氏和8岁的儿子丛得俊。年逾古稀的丛儒老人再次遭到丧子之痛,之后就病倒了,并且身体与精力每况愈下。此时,儒公还仍然挂念着儿女们的家事,为各个小家庭支招出主意:当看到刚失去父亲的长孙丛得俊与他母亲段氏相依为命艰辛度日的情景,就油然生起怜悯之心,嘱咐这孤儿寡母,要一起守着那份家业好好安排过日子,必要时变卖土地家产也要供孩子上学,把他的长孙丛得俊培养成人。当病卧在床的儒公得知四子丛尚敏的妻子谢氏因为孩子多、家务负担重也累病了之后,他也忧心如焚,因为这不仅事关这丛尚敏一个家庭的事,也关系到对孙子丛得奇的抚养和他所顶门继承的那份家业问题。与此同时,儒公还牵挂要为小儿子丛尙惠继续治病,并准备为他办理完婚的大事……。
      儒公病情稍有一点儿好转,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为二女儿操办完了成婚出嫁大事;也与家住黄县的老朋友王德广取得了联系,商量与之结为儿女亲家,王德广将女儿嫁给了丛尚文为妾室。这样丛尚文就相继再娶了王氏和陈氏两房侧室……。另外,儒公每日看着相濡以沫共患难的妻子韩氏因终日操劳而消瘦焦脆的面容,也都常常顿生恻隐之心和感激之情,他多么希望自己身体能早日好起来啊!家中好多事情都等待他去关照办理呐;他也还想要为丛氏家族,为村里、为社会再多办一些公益事情……。
但是,天不由人,年纪也不饶人。儒公终因心力交瘁而于1795年 带着无尽的牵挂,怀着无奈的哀伤撒手人寰,与世长辞了,终年76岁。

后语
(一)四世祖丛儒人生述评
      我四世祖丛儒出生在康熙五十九年,成长在雍正年代;进入乾隆时代则是开始施展抱负,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在知天命之年达到了人生的辉煌时期;伴随着他创业的人生岁月,他也做出了许多积德行善的善行义举。随着社会的风雨变幻和家事的多变,最终也步入了悲怆无奈的晚年生涯;最后在乾隆皇帝禅位之年,他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享年76岁。
      纵观儒公的人生历程之中有着许多精彩的闪光点。作为创业的第一步,他脚踏实地到选择了开菜园,开发果园,为此他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给乡亲们做出了示范,帮助带动了村民们一起走上了富裕之路。同时,在村里也形成了依靠自己诚实本分的劳动来致富的村风和精神财富,这一村风和精神财富使得大呼家村能以在几十里范围内享誉了富名二百年。
      他开作坊、设店铺,经商做买卖,固然要靠精准的选项与精心的经营,更重要的是他能坚守“以德修身,以诚待人”的信念,以诚善待每一个员工,也以诚善待每一位客户;他不是“见利忘义、尔虞我诈”一类伎俩小人;他也不是“为富不仁、仗势欺人”之徒。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信赖与敬仰,赢得了极高的威望。他把“发家致富”与“积德行善”自然融合在一起认定为自己追求的人生理念。这一人生理念是他发家致富事业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能以做出诸多善行义举的动力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少有的成功人士。儒公让我们后人敬仰,并引以自豪和骄傲!
      丛儒公的人生也是不无遗憾的!他劳碌奋斗一生,也积德行善一生。他的晚年生涯却不单是操心劳神的,更是悲怆无奈的。从乾隆戊申年(1788)到嘉庆六年(1801),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五个儿子有四个先后英年早逝,在这前后也还有那么多的家人、族人和相识的熟人短命去世。留下一个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在没落的社会里苦苦挣扎,有的最终被社会黑潮吞没了,有的在狭缝中追寻生路而艰难地延续下来。这一切儒公未必能都预料到。当儒公病卧在床上时,可能因追思往事而伤感不已。在悲痛之余也可能冥思苦寻找原因,或许在每个家庭的具体人、具体事件上找到这样那样一些原因。但是,他不可能弄清最根本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裹挟在社会大潮的一个人,而不是超脱社会的神仙;也因为他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往日儒公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也见到过某些州府官员的贪腐嘴脸。但是,未必能看透大清朝已经是危机四伏,呈现颓败没落之势。在他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中,或许在登州府城、在芝罘港城(在后来的咸丰末年,即1861年改称‘烟台’)的街面上,也能见到过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商人”,但未必考究过那些人的来历和用心 ……。
      今天让我们翻开那个时代的历史的篇章,探讨一下造成这一悲惨结果的深层社会原因。大清朝自乾隆中期就开始埋下了由盛转衰的祸根,官场腐败,上自朝中大贪官和珅,下至州府县衙官吏,卖官鬻爵,招权纳贿,贪腐成风,造成社会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十八世纪中叶,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强开始把国势日趋衰落的清王朝当成了侵略扩张的目标。为了尽快打开清廷闭关自守的大门,开辟更为广阔的殖民市场,便在中国沿海口岸地区,采取以贿赂清廷官吏和武装走私等非法手段向中国走私鸦片。由于登州府地处沿海,蓬莱港是当时中国沿海重要通商港口之一。一些官吏成了鸦片走私的保护者和帮凶,鸦片的进入是很顺畅的事。在鸦片进入中国的初期阶段,由于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险恶用心没有任何警惕性,对鸦片的危害性也完全没有认识;再加上清政府也没有任何禁令和限制,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社会舆论压力。因此,人们对吸食鸦片也不认为是坏事、丑事,反而把鸦片看成能‘提神’、能产生‘美妙’幻觉感的“好东西”。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在当今社会里:当价值不菲、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刚刚面世时,那些“万元户”、阔老板们争相把它挂在脖子上以显神气;当手提录音机刚刚面世时,在公园里、马路上常见到一些俊男靓女提着它“叮咚”作响地招摇过市;还有现在的高档智能手机……。联想这些事实,当初人们把鸦片看成“福寿膏”、“新玩意儿”时,一些有钱的士绅、商人、富翁阔少们捷足先登争相购买,把吸食鸦片当作一种赶时髦、摆阔气的一种享受,最先吸食成瘾。结果可想而知,到头来损害了健康,继而丢了性命!……。要使人们能认识吸食鸦片带来的毒害性和危害性,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也总是要有一些人最先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正巧处在这一历史时段儒公一些家庭成员们,就自然而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先为此付出健康和生命代价的一批人。从而,铸成了儒公老年连续丧子的家庭悲剧,促成了儒公悲怆无助无奈的晚年。
      落后就要挨打,国弱就要受欺。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使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也使中国人的心身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中国人逐渐沦为“东亚病夫”。中华民族面临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正因为这样严峻的现实,才导致后来了1839年林则徐领导的广东禁烟运动,以及1840年英国借机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从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相继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从此陷入了身受两座大山压迫的苦难深渊!
      作为社会上芸芸众生的人们,很难脱离开社会时代大潮的摆布。儒公之所以能成为成功人士,达到他人生的辉煌,固然与他的才华、人格和人生理念分不开,但是,康乾盛世的社会大环境则是他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同样,他的人生遭遇也在是社会大环境下造成的。
      天上白云似苍狗,瞬间变幻难料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人的一生只是极短的一瞬间,很多人来去匆匆,无声无息;而有些人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印迹。儒公是属于后者。根据儒公留下的印记中还没完全消失的传说、古迹和一些信息,来探讨、浅释儒公的人生,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
 
(二)无可挽回的遗憾
      根据上网搜索查询,国务院从1961年到2013年,分七批次公布了共计4295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1961年第一批180处;1982年第二批62处;1988年第三批258处;1996年第四批258处;2001年第五批518处;2006年第六批1080处;2013年第七批1943处。至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政府分五批次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是:1977年第一批108处;1992年第二批205处;2006年第三批290处、2013年第四批606处;2015年第五批418处。如果再加上县市级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更多了。
      单从国务院公布的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看,前四批总共才758处,只占七批总和4295处的极小部分;而后来的第五、六、七批的数量就大大增加了,这足以看出国家对文物保护越来越重视!另外,从省级和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内容和数量看也是怎样。只要是与“文物”沾点边的墓葬、碑刻、石窟等遗址,塔寺、庙宇、庵堂一类建筑,以及有纪念意义的古房老屋……等等五花八门,各门各类,都列为了保护文物分批公布出来。
      与同类型文物的意涵条件相比照,使我感想万千:在我们村,如果当日主政的村干部不是那么浑噩无道,如果相关的人们不是那样愚昧无知,如果村里的人们都能多有一些保护文物的思想意识,能把解放后还能见到的体现儒公人生作为的那几处高脊飞檐大屋与深宅大院、丛家祠堂、大槐树、丛家西老茔,以及已经残缺不全的围墙……这一切都能保存下来的话,那起码都可以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并且有可能整体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是,为什么都榜上无名呢?其原因就是因为在解放后短短的一二十年中,这些蕴含着历史文化的文物被拆除破坏得实体都没了!实体没了就什么也不成了。这实在是罪责!是无可挽回的遗憾!
      比对一下吧,黄县(现在的龙口市)城的“丁氏故宅”,同是清朝年间富豪建起的住宅大院;栖霞县的“牟氏庄园”也是清朝中期到民国时期建起的大地主庄园,在解放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它们的实体都保存下来,因此都早就被列为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都是门票价格不菲的旅游景点;而我们村在“大桥”地处,清朝乾隆时期丛儒公建造并住过的几处高脊飞檐大屋与深宅大院解放后为什么要拆毁掉?  在天津蓟县许家台村,同样有一棵三百多的大槐树被列为国宝保护起来;而我们村在“大桥”地处那棵大槐树到解放时期就有三百多年了,并且随着它的风雨沧桑成为丛氏家族和大呼家村发展历史的鉴证,成为大呼家村的华表和地标,它到底碍着谁的眼了?解放后为什么要把它砍伐掉?  有的地方也有家族祠堂、关帝庙等一类历史建筑,在解放前后被当成了居民住屋或者牲口棚,因而陈旧破乱不堪,但是由于它们的实体还在,终究还是被修缮恢复了原貌,列为了重点文物保护起来;我们的丛家祠堂在二百多年来不断演绎出新的作用而赋予了厚重的纪念意义,但是,还是被无情地拆毁掉了!!  中华大地上的万里长城在历史的风雨战乱中99%以上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终究还有九牛一毛的地段残存保留下来了,于是国家就将这些地段重新修缮起来,成为我们国家骄傲的标识和旅游景点,像北京八达岭长城就是典型代表! 天津市海河入海口处的大沽炮台,解放初期只剩下个土台子了,也正是因为土台台还在,就能得以恢复历史原貌,而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再想想我们村的围墙吧,历史上,如果说有城墙的县城并不少见,一个农村竟然会有绕村一周的围墙就太少见了,并且四个大门口还有高规格的三层大牌坊式的门楼、大门两边居然还有炮台、炮台上还各架设一门大炮……这就更少见了!就凭着它的稀缺性、唯一性、独特性,完全可能被国家把那残缺不全的围墙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并且有选择地将一小段,或将一个村口的大门楼和土炮台修缮恢复原貌。还有西老茔……。
      总之,在解放后,如果那些与儒公相关建筑实体都能保留到如今的话, 再配以有二百来年的梨树园,大呼家村难道说不能成为蓬莱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吗?另外,在现在国家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新形势下,大呼家村的地位也就可能不同于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那样的话,四世祖丛儒的人生情况就自然而然会浮现在人们眼前,而被人们了解。那样的话,我也就没有必要写《浅释四世祖丛儒之人生》这篇冗长的文字了。
      可惜啊,都是因为那些文物建筑实体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内被破坏得无影无踪了!这实在是罪过,也是无可挽回的遗憾!永远的遗憾!

(责任编辑:bnguanl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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